人的一生最难做的是选择！
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人生。
人生的选择不是考试题，没有对错，也没有答案。
好比当我们面前有一个岔路口，往左走，只能看到左边这条路沿途的风景，必然错过右边那条路。
即使沿途风景迷人，但不能代表你没选的那条路无趣，或许更迷人也说不定。
如果沿途坎坷崎岖，也不能代表你没选的那条路平坦，或许更崎岖也说不定。
我们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没办法拥有上帝视角，我们的生命是个前进的过程，没有办法提前作过程性比较再进行选择，只能一路向前，走过四季人间。
“人只能看见你看见的，却看不见你看不见的。”
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因为认知的不同，不同的人看相同的事，结论也是完全不同的。
气息与频率一致的人会拥有较为一致的视域，没有必要“求同”，这个世界的必然是“存异”，因为谁也不比谁更高明。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是“抱怨”与“好为人师”，因为没有什么所谓的“更好”，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用尽心力，艰难抉择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进行有效判断的格局与见识，是心底的责任与担当，是坦然面对的勇气与倾其所有的付出，是包容理解与接纳，其余的只能交付“命运”。
遇见突发危险与艰难抉择的时候，我是不怎么会哭的，可能是心力不够，眼泪会给应激性反应和反反复复的权衡留出尚且不够用的精力。
下午五点多，我妈裹在浓绿色的手术毯里从手术室推回了病房，乳白色的弹力绷带把她的头裹得像个洋葱头，氧气面罩翠绿色的带子在她松弛泛红的两颊勒出深深地印子，手术床上挂着的输液袋里，液体一滴一滴的落进那条扎在手臂上的管子里，病床上露出的一截胳膊显得格外惨白无力，手上扎着一条虬龙一样复杂蜿蜒的留置针，如此情景之下，我没有来得及生发任何情绪，睁大眼睛趴在手术床边，定定的盯着她术后略带浮肿的脸，急急的喊“妈…妈…快睁眼，看看我，看看我是谁？”
她缓慢的抬起耷拉的眼皮，艰难的侧了侧头，看着我，一字一字缓慢但清晰的说“刘～芳～你是刘芳”，听见她嘴里吐出我的名字，我的心里怦然而起的是一点点灵动闪烁的小欢喜。
三个小时，作为一个开颅手术，比我预料的时间短很多，推床的大叔边推边说：她意识清晰的很，说话也清楚。
我心里满溢的担忧终于如潮水般褪去了一些，坦露出来的是宽阔无边的感恩，这一刻作为女儿该有的伤感被母亲术后的强烈反应与应有的护理挤的满满的，根本没有机会泛滥。
术后，侄女、嫂子跟我妈视频，第一眼见她术后的样子，在镜头前闪过身去偷偷抹眼泪，我怯怯的问我妈，你遭这么大罪，人家都心疼的眼泪涟涟，你说我怎么不哭呢？
我妈说“你的视角跟她们不一样。她们看到的是我遭罪，你看到的是我平安无恙。”
她缠着绷带，插着尿管，扎着一排针，术后一直呕吐，居然还这么宽慰我。
她说“我其实也没紧张。”这话我信。
下午两点推床的医生到病房接她手术，护士给她插好导尿管，她自己爬到手术床上躺好，等着护士备药的空档儿，抬头问我“我为啥不紧张呢？”我以为她是安慰我，我说“哪有人会不紧张啊！”
她白了我一眼“我要是紧张，心率早上去了。”我看了一眼她身边的血压计，果然没撒谎。
人的心跳和血压比语言诚实多了。我真为她的坚强和勇敢折服，如果是我，大概率会委屈的哭到稀里哗啦。
术后她说：整个过程她一直是懵懵的，懵懵的检查出脑膜瘤、懵懵的决定手术、懵懵的到北京来、懵懵的进手术室、又懵懵的到手术结束。
我心想我不懵！就是压力大。
自嫂子把那个脑膜瘤的核磁报告单发给我，我一直在想“怎样才是当下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其实哪里有“最好”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很艰难！
做手术！
要面对巨大的风险：麻醉风险、心脏风险、血压风险、呼吸风险、手术风险；
不做手术！
暂时看起来是一切安好，可是真意味着没有风险了吗？今后发生什么，不是今天的我们能看到的，一旦发生了状况，怎么处理？如果当下已经需要很艰难的论证七十六岁的身体状况是否还有一个手术机会，那将来呢？
感恩的是，在我内心最艰难无助的时候，有真挚的朋友、亲人和全国顶尖的医生，用他们的善良真诚、知识储备和技术实力，给我艰难的选择注入很多底气。
说实话，做出“手术”的决定，对于我而言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但是杨军主任说“现在可能是你母亲最后的手术机会，脑瘤手术本身你大可以放心，但是你母亲的身体情况，如果现在不手术，将来很可能没有机会手术。”
这是一句逻辑清晰，既有责任担当、技术自信，又有人性关怀和医患共情的话。
我们在住院医生的安排下，住进了北医三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们做了全面检查、安排了多科会诊、设计了完备的手术方案之后，由于母亲身体状况很差，手术风险也很大，我和我母亲的心都很艰难，好在负责母亲病情和手术的医生们都态度亲和，他们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细致及时的病情处理给了我们很多安慰。
入院给我们问诊的小王医生为了及时处理母亲突发的心率失常，在病房加班到晚上接近十点才走；术前母亲心情烦躁情绪波动厉害，小杨医生主动跑到病床边给她做心理疏导，短短几句话就让任性的老太太安静下来。母亲的主管韩医生先后安排了心内科会诊、呼吸内科会诊、麻醉科会诊，跟我详细解释手术过程中的风险以及预案，事无巨细的论证手术方案，我和母亲最终达成一致，选择——“相信医生！”历经艰难的论证过程，最终坚定的信任医生们的结论——“可以手术！”
在医生、亲人和师父们的守护之下，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的每一关对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来说，都很艰难，从来没有护理过这样重大手术的病人，感觉自己一时都不能停，又好像什么都没做好。
真的体验到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好在一直有医生护士们的精心守护，母亲也表现的格外坚强配合，一切都在好起来。
没有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凡是认真选择的，都正确！
此时我的心里没有太多感伤，尽管对于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担心，毕竟母亲的年龄摆在这里，术后的康复是个长期过程，需要